廣東立法強制工會響應工人工資協商要求

　　昨日（7/21）提交廣東省十一屆人大常委會審議的《廣東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草案修改二稿）》（下稱《條例》）規定，當企業五分之一以上職工提出工資集體協商要求時，工會就應行動。
　　
　　 《條例》包括總則、職工（代表）大會、廠務公開等8章共83條。據悉，該條例從2007年開始起草，2008年進入審議程序，其后因為金融危機，曾暫時終止了對條例的審議。今年以來，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尤其是考慮到當前企業工資調整機制問題是熱點、難點問題，相關方面對條例進行了研究修改并重新提交審議。
　　
　　
　　 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歐廣源表示，根據富士康、南海本田等地出現的問題，相關方面廣泛召開了座談會，聽取各方面意見，在條例的幾個方面作了重大修改。
　　
　　
　　 從1995年起，全國各地就已開始逐步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豆�會法》、《勞動法》以及《勞動合同法》都曾對集體談判制度作出規定，工資集體協商是集體談判最核心的內容。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人集體談判問題專家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河北省已經制定了專門針對工資集體協商的地方法規。此外，有20多個省市區人大已經制定了“集體合同規定”或“集體合同條例”等地方性法規。
　　
　　
　　 強制工會響應工人協商要求
　　
　　
　　 現階段，勞資關系更多的還是體現在工資方面�！坝幸恍┢髽I的工資是根據最低工資標準來制定，但最低工資標準只是一個保障性的標準。企業效益好，為什么不讓職工共享成果呢？”廣州市總工會副巡視員衛寶銘告訴本報記者，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是市場經濟下解決勞資雙方關系的很好渠道。
　　
　　
　　 在目前的新形勢下，如何在企業和職工之間建立一個合理的工資調整機制尤為重要。
　　
　　
　　 《條例》規定，當企業因生產需要延長勞動時間時，應當依法就加班工資、加班時間與職工一方進行集體協商或者與工會和職工個人進行協商。
　　
　　
　　 《條例》明確了職工一方要求調整工資的法定機制。當企業五分之一以上職工向工會提出工資集體協商要求時，工會就應組織全體職工民主推選協商代表，并向企業提出工資集體協商要求；未建立工會的企業有五分之一以上職工提出工資協商代表的，可以要求地方總工會予以指導，民主推選協商代表。
　　
　　
　　 不過，上述專家指出，依法向企業發出工資集體協商的要約是工會的權利和義務，五分之一的職工提出要求并不是必要條件。比如前一段時間備受社會關注的沈陽肯德基集體合同，就是由沈陽市總工會主動向企業提出要約的。
　　
　　
　　 因此，《條例》的這個規定，是為了預防地方工會不作為，而加入的一個強制性啟動協商的機制。
　　
　　
　　 此外，《條例》還規定，職工和企業雙方均可提出工資集體協商的要求，收到工資集體協商意向書的一方，應當在十五日內予以書面答復，并與提出方在遵守法律法規的前提下展開工資集體協商。
　　
　　
　　 協商期間不得有過激行為
　　
　　
　　 《條例》進一步規范了工資集體協商期間雙方應當維持正常秩序，不得采取激化矛盾行為。就職工而言，未依法提出工資集體協商要求或在協商期間，不得采取停工、怠工或者其他過激方式要求企業調整工資。就企業而言，不得采取拒絕職工進入勞動場所、拒絕提供勞動條件等過激行為。
　　
　　
　　 而當職工提出協商意向書后，企業未按規定答復或者安排集體協商的，不得因職工停工、怠工而解除勞動合同。
　　
　　
　　 “通過法律規定，可以避免雙方矛盾激化。如果談判談得規范，也不需要用罷工停工這種消極的辦法去解決�！稐l例》出臺，就是讓工人有一個訴求的表達場地、平臺。”廣州市總工會常務副主席劉小鋼說。
　　
　　
　　 《條例》還明確了爭議的協調與處理機制，明確各級政府應當建立預警機制，發揮人力社保主管部門、同級總工會、企業方面代表建立的盜洞關系三方協調機制的作用。企業和職工雙方無法進行協商或者協商不能達成一致意見的，或者不履行意見的，地方總工會應及時進入協調指導。
　　
　　
　　 劉小鋼認為，將工資集體協商機制以立法的形式體現出來，實際也是給工人、工會爭取合法權益的行為一個有力的保障，有利于形成一個員工合理分享企業發展和社會經濟發展成果的有效機制。
　　
　　
　　 而工資的上漲可能給企業的經營帶來一定的壓力。對此，劉小鋼認為，集體協商的好處就在于，員工可以將自己的要求提出，企業也可以將自己能承受的成本拿到桌面上來談，大家在各自能接受的范圍內去解決問題。
　　
　　
　　 廣州明珠星集團黨委書記王小躍也認為，員工工資成本的提高，企業應有合理的方式可以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