漲薪潮震動西方　“劉易斯拐點”現中國

　　到6月初，中國已有十幾個省市調高最低工資，平均漲幅10%以上，多家出口制造業標志性企業大幅提薪更是引發世界震動。各國媒體驚呼，廉價勞力將不再是中國的代名詞。中國企業加薪的背后涵蓋了中國社會的深層次問題：隨著富余勞動力的減少，中國已觸及“劉易斯拐點”，來華投資企業已意識到“世界工廠”不再是廉價勞動力“天堂”了。
　　
　　 現象：沿海企業普遍漲薪
　　
　　
　　 中國的薪資水平僅相當于墨西哥的1/3，巴西的1/4，人們認為富士康30%的工資漲幅并不大。到6月初，今年中國各地已有十多個省區市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湖北、寧夏、福建、廣東、山東等省上調幅度超兩成，上海、浙江和廣東的最低工資，已超過千元人民幣。
　　
　　
　　 不管此次中國企業加薪潮到底能給員工帶來多少福利，可以肯定的是，一直被全球認為“廉價”的中國勞動力不再廉價。
　　
　　
　　 法國電視1臺援引法國奧弗涅大學學者勒納爾的話稱，中國工人工資水平提高是大勢所趨，反映了社會的進步。西方應適應“中國制造”不再便宜的新情況，而中國也正試圖在諸如新能源等領域加大科技投入，以盡快擺脫單純依賴低成本勞動力爭取出口優勢的局面。
　　
　　
　　 影響：“世界工廠”不再廉價
　　
　　
　　 中國上一輪經濟發展無疑要感謝廉價的勞動力。
　　
　　
　　 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中國經歷了長達20年的生育高峰期，這導致中國在改革開放后勞動力優勢集中爆發，到了20世紀90年代，勞動力的富余和廉價吸引了全球各國企業來華投資設廠，也直接將中國送入經濟高速增長快車道。
　　
　　
　　 不過我國人口結構正發生重大變化。中國將告別廉價勞動力時代。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曾指出，從勞動年齡人口的變化趨勢看，中國一般的勞動年齡人口（16歲至64歲）在2010年至2015年將處于峰值。“目前，我們正處于‘劉易斯拐點’的過程中，隨后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將不斷下降。”
　　
　　
　　 勞動力從無限供給到短缺的轉變，被稱為“劉易斯拐點”。在此拐點到來前，勞動力無限供給，存在“人口紅利”。
　　
　　
　　 數據表示，2005年到2009年中國工人數量一直略微超過職位數；而這個情況在2010年出現逆轉。現在工作機會多過工人總數。
　　
　　
　　 富余勞動力的減少最先讓沿海企業感受到了。“民工荒”讓企業經常抱怨找不到農民工；與此同時，農民工也抱怨企業給出的薪水過低。
　　
　　
　　 薪金水平一部分反映了中國工資水平的提高，而更大部分地反映了“80后”、“90后”的中國農民工是區別于“70后”的。
　　
　　
　　 懸疑：國際企業是否撤退
　　
　　
　　 中國工人漲工資牽動著全世界龐大的產業和利益鏈條。有專家指出，由于人力成本是企業成本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世界工廠”加薪潮會給企業帶來沉重的成本壓力，實力不濟的企業可能將遭淘汰，全球將引發消費品價格提高。而且，外資企業會不會因為中國勞動力告別廉價時代而撤退，向東南亞等地區轉移呢？
　　
　　
　　 美聯社預計，可能會有數以千計的公司不得不把業務搬到越南等低人力成本國家。印度媒體也表示，中國的工資上調可能對印度有利。在中國沿海地區設廠的外資正考慮向印度等地搬遷生產能力。
　　
　　
　　 不過，中國商務部發言人姚堅表示，外資看重中國的幾點因素并未改變。首先，63%的外資看重的是中國市場的未來潛力，其次，中國相關產業配套比較完善，比如筆記本電腦涉及的上下游產業，在中國都能找到很好的支持渠道。最后，中國有大量高素質的勞動力市場。目前，中國每年有600萬的大學畢業生，此外還有大量職業技術教育畢業生。
　　
　　
　　 結論：經濟轉型必經之路
　　
　　
　　 針對這輪中國企業加薪潮，全球發出更多的是贊同的聲音，認為中國農民工若有更多工資進賬，將會帶動中國的消費能力，從而有助于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
　　
　　
　　 許多專家認為，給工人口袋中放入更多錢，將會促使他們盡快轉變成消費者，也加快中國向進口市場邁進。渣打銀行經濟學家嚴瑾說：“這是一個好消息，它將開始推動消費開支。”
　　
　　
　　 金融危機的爆發，為中國經濟轉型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時機。如何從以投資、出口為主的經濟發展結構轉向以消費為主的結構？如何讓老百姓敢于消費、樂于消費？那就是老百姓兜里有富余的錢，提高國民收入，增加工資是硬道理。
　　
　　
　　 任何一個發達國家不可能永遠依靠制造業發展。美國、日本都曾經完成了由制造業向服務業的轉型。制造業的優勢很可能會被其他勞動力更為廉價的國家所取代，但產業升級、經濟結構合理化則將成為必然的路徑。
　　
　　
　　 這種觀點也得到了外國媒體的贊同。美國《華爾街日報》稱：“這是一個分水嶺。漲薪潮注定要改變這個國家的經濟。”瑞士《視野報》報道，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另一個時代的開始”。較高的工資對中國也是重要的，這可以推動國內消費，使中國經濟減少對出口的依賴。
　　
　　
　　 名詞解釋
　　
　　
　　 劉易斯拐點：勞動力過剩轉向短缺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發展經濟學的領軍人物、美國黑人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w.arthurlewis）1954年發表了題為《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的論文，首次提出“劉易斯拐點”這一理論：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指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
　　
　　
　　 如圖，橫軸表示勞動力供給，縱軸表示工資水平。工資水平長期保持不變勞動力過剩，隨著ad1右移至ad3到了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即劉易斯拐點，在過去民工勞動力一直供大于求，隨著特定的背景因素的變化，如果不漲工資就招不到人，出現民工荒。
　　
　　
　　 新聞鏈接：漲薪潮降臨新興國家
　　
　　
　　 不少被認為在經濟上擁有強勁上升空間的發展中國家，差不多同步地走到了一個新階段——漲薪潮降臨。處在社會底層的體力勞動者，越來越迫切地希望從國家增長的gdp中分享紅利。在越南，最低工資標準7年間漲了6次；秘魯政府則在4年內調整了3次；而攪亂泰國社會數月之久的“紅衫軍”，訴求之一便是把日工資水平提高兩三倍。
　　
　　
　　 越南七年上調六次工資
　　
　　
　　 越南一直被外界認為是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后的替代國家，但它也是給工人提高最低工資次數最多的國家。越南經濟幾年來持續增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突破1000美元，但通貨膨脹讓越南普通勞動工人直接承受著物價上漲的壓力，小規模的工人停工事件屢屢被媒體報道。為保障勞動者的基本生活，越南政府去年頒布新規，要求從今年年初開始，內資企業工人最低月工資從之前的80萬越盾（1美元約合1.7萬越盾）上調至98萬越盾，外企工人最低月工資也調整為134萬越盾。《越南經濟時報》曾以“增加最低工資，是否終結廉價勞動力時代”為題發表文章說，自2003年以來，政府已經6次上調工資，連續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將影響越南的廉價勞動力優勢。
　　
　　
　　 但這樣的標準，在很多越南人看來，還是偏低。記者的一位越南朋友最近家里喜添男丁，但很快就為請保姆發愁。他告訴記者：“以前請個保姆每月只需100萬越盾，現在竟然漲到200萬越盾，這么高的工錢保姆才答應先做兩個月。”在河內、胡志明市等大都市，很多家庭和餐館已經鬧起了“保姆荒”、“服務員荒”。為了多賺些錢，河內出現合開出租車的夫妻搭檔。
　　
　　
　　 “紅衫軍”示威也為加薪
　　
　　
　　 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勞動者總感覺收入的增長遠遠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泰國社會存在的分配差距日益拉大、社會不公等問題嚴重，是今年春天再次引發“紅衫軍”示威游行的一個主要原因。泰國商會大學最近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工人認為自己掙得太少，只有不到1/4的工人表示自己“稍有儲蓄”。泰國工會委員會的調查也顯示，泰國工人每天必須加班4~5個小時才能掙夠養家的錢。為此，泰國工會委員會呼吁政府將工人最低工資由每天210銖提高到250銖（約合人民幣50元）。在泰國剛平息的“紅衫軍”示威中，反政府的“紅衫軍”開出的最低日薪要求是在300到600銖之間。曼谷很多行業的收入都是按照最低日薪210銖核算的。比如，在曼谷雇保姆一般每月要花上7000銖。餐廳服務員月工資相對少很多，只有4000銖，但會有額外的小費進賬。曼谷出租車司機每天運營毛收入1100銖左右，減去上繳公司的車份錢和油費600銖，可剩下大約500銖。
　　
　　
　　 秘魯四年漲了兩次工資
　　
　　
　　 在南美國家，秘魯的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其執行的最低工資標準略低于其他拉美國家。過去4年，秘魯政府給普通工人漲了兩次工資。
　　
　　
　　 2007年10月，最低工資由500索爾（約合180美元）上調至530索爾，2008年又上調至550索爾。政府如查到企業沒有嚴格執行此項規定，會對企業處以兩萬多美元的罰款。2008年調整最低工資讓超過70萬秘魯低薪階層受益。但實際上，據秘魯本國的一項社會調查，550索爾在秘魯已很難維持生計。
　　
　　
　　 在秘魯首都利馬唐人街一家大型中餐館當招待的約翰尼，3年前在購物中心工作時拿的就是最低工資，但因為離家遠，又要帶飯，工資不夠花，就應聘來中餐館打工，雖然拿的還是最低工資，但離家近，還管飯，省了不少開支。約翰尼說，他每月租房子花250索爾、水電費50索爾，上小學的兒子花120索爾，再加其他開銷，550索爾是月月光，好在妻子在家門口賣汽水，每月能賺200索爾補貼家用。約翰尼說，畢竟秘魯的失業率很高，很多秘魯人接受最低工資的標準，因為有收入總比沒有工作要好一些。據環球時報
　　
　　
　　 新聞觀察：中國重走“四小龍”漲薪之路
　　
　　
　　 確定“最低工資標準”是現代社會的標志之一，最早產生于19世紀末的新西蘭和澳大利亞，此后，歐美國家紛紛結合本國實際，建立各自的最低工資制度。中國給普通勞動者上漲工資的消息，也讓很多國家，特別是歐美擔心中國正在失去其作為制造業出口基地的最大優勢——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不過，在這些國家看來，一個國家經濟平穩發展，工人待遇改善也是大勢所趨。
　　
　　
　　 英國《金融時報》6月9日就以“中國走上四小龍道路”為題報道說，正像之前的日本和韓國、新加坡等“亞洲四小龍”一樣，隨著國民的富裕，中國也想在價值鏈上向上攀升，而且提高工資也是為了確保這個“世界最大制造機器”今后有足夠的勞動力。德國《南德意志報》以“更多的錢給尊嚴”為題說，中國政府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國民的收入，讓工人享受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成果”，但這也是一個兩難的問題，在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同時，工廠利潤就已經低得不能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