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業是僅次于交通運輸與煤礦行業的工傷工亡多發區、重災區。 據住建部通報， 2016年全國共發生房屋市政工程生產安全事故634起、 死亡735人， 同比分別上升43.44%和32.67%， 平均死亡人數每次超過10人。

　　經濟發展決不能以犧牲勞動者安全為代價。 推進關口前移， 扼住事故咽喉， 實現由“傷后保障” 向 “提前預防” 轉變， 對于建筑業以至全社會都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在采訪調查中記者發現， 進一步完善工傷預防體系， 構建工傷保險與職業安全健康工作協調運作的機制， 是工人、 企業與社會工作者的一致訴求與共同期待。

　　建筑工人：應大張旗鼓地宣傳工傷預防

　　瓦工徐良園來自湖北孝感，在他左腳腳踝上有個硬幣大小的疙瘩， 這是東莞留給他的“紀念”。 1998年， 徐良園隨施工隊修路時腳踝被鐵皮劃破，那年的8月酷暑， 傷口久久無法愈合， 包工頭卻不讓休息。直到傷口潰爛見骨， 徐良園不得不辭工回家。

　　“上有老， 下有小， 誰都‘傷不起’。” 談起工傷預防， 徐良園并不認同 “建筑工安全意識淡薄” 的說法， “我覺得這是外界對建筑工的一種誤解。工友們文化水平低， 沒機會接受系統培訓， 也不熟悉作業環境。 有時施工條件差， 項目趕進度， 對于安全隱患， 我們也敢怒不敢言， 時間長了， 人就‘皮’了。”

　　據徐良園介紹， 瓦工多發生劃擦傷和墜落傷， “有的工友第一天來， 第二天就發生事故。” 大多數一線建筑工人危害識別能力、 安全防護能力、 應急處置能力較差， 迫切需要職業安全與健康方面的培訓。

　　徐良園透露， 雖然多數企業都會進行崗前培訓， 但在部分工地上仍存在培訓 “走過場”的現象，比如，默許工人書面考試作弊，被動應付上級和行業主管部門檢查，這使得培訓無法發揮應有作用。 “試題內容不實用，條條框框記起來也頭疼，還是用角色扮演、詩歌朗誦、曲藝小品、互動游戲來 ‘上課’更受大家歡迎。” 另外， 他認為， 在有的企業，崗前安全教育占用的時間不計入日薪，這也讓部分建筑工對培訓有些排斥。

　　“我的雙手扒在城市的腰間。”在徐良園工余所寫的詩中，被他一磚一瓦壘砌而成的高層建筑是城市的 “腰”， 但他自己的腰卻因常年勞損變得僵硬、 酸痛。 “工傷預防能大張旗鼓地搞最好。沒有工傷就是對我們建筑工最大的保護。” 雖然有些詞不達意， 但徐良園和工友們的愿望卻是如此堅定而明確。

　　企業安全負責人：工傷預防要從建筑業改革抓起

　　用人單位作為雇主， 是勞動者安全的第一責任人。 追求工程質量 “萬無一失” 的同時，用人單位也要做好工人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工作， 盡量避免他們因工傷或職業病 “一失萬無”。

　　日前， 新興集團二公司安全副經理劉文濤向記者介紹了所在企業工傷預防的經驗：

　　一要提高認識， 提供充足資金與人力， 落實安全管理基礎工作； 二要明確內容， 針對鋼筋工、 模板工、 油漆工、 架子工等不同工種 “因材施教”，結合具體案例使工人牢固樹立安全意識； 三要持之以恒， 副班長每天進行安全講話， 以常態化抽查、 巡檢， 掃清安全盲區， 建立反饋平臺供安全員及時上報安全隱患； 四要寓教于樂， 將職業安全與健康教育作為創建企業文化的組成部分，從口頭傳幫帶 “進化” 到借助放映動畫片或PPT、 組織工人參觀體驗基地來進行安全培訓。

　　“安全部門還要處理好與生產管理部門、 成本控制部門之間的關系。” 劉文濤說， 安全事故不僅給工人帶來嚴重損失，也讓企業及其負責人付出高昂代價， 甚至受到行政處罰或刑事追責。 因此， 除了從人道主義角度關愛一線工人， 企業也要從風險控制角度考慮， 正視工人職業安全健康問題， 如懷有僥幸心理， 最終會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當前農民工已成為建筑施工業的主力， 其生產行為直接影響著建筑業。 使數量龐大的農民轉變為現代產業中合格的建筑工人， 是當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一項重要工作。 但有時企業只能針對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開展培訓， 對龐大的農民工隊伍卻力不從心。 對此， 劉文濤建議， “工傷預防還是要從建筑業自身改革出發。” 其中， 既包括促進產業升級， 推行建筑業現代化， 也包括加大防護設備和經費的投入力度， 使用科技手段來降低作業難度、 強度， 改進施工現場環境。

　　社會工作師：應實施施工企業項目經理終身追責制

　　“工地安全致命傷， 社會保險救命湯， 要是老板不給上，不爽！

　　勞動合同如不簽， 受了工傷維權難， 難于飛船上九天，真冤！”

　　今年 “五一” 勞動節， 在北京市冷泉希望社區， 一堂別開生面的安全教育課正在進行，數名山東籍工友集體表演了由河北工友謝仲成創作的 “三句半”，引得現場笑聲陣陣。

　　這是北京行在人間文化發展中心負責人李大君對建筑工職業安全與健康教育的嘗試。作為國內首批專業社會工作師，他長期為建筑工權益奔走。

　　李大君認為， 建筑行業工傷頻發， 原因是多方面的， 包括工人操作流程不規范、 管理人員不盡責、 項目施工程序安排不當等， 這其中， 包工制是根源之一。

　　“層層剝離出去的不僅是利益， 還有責任。” 李大君告訴記者， 以資質掛靠的權力尋租為內核、 以勞務分包的資金卷入與層層墊付為載體的包工制，削弱了企業的安全責任， 同時又遮蔽了真實的勞動關系， 而“工傷拒賠” 成本過低更縱容了對勞動者的侵害。

　　李大君建議， 為有效防范安全事故發生， 應實施對施工企業項目經理的終身追責制度，對 “工傷拒賠” 的用人單位進行嚴肅查處； 探索取消包工制度， 鼓勵施工總承包、 專業承包企業建立適當規模、 相對穩定的技術骨干工人隊伍。 “據我所知， 萬科曾要求施工企業建立自有工隊。 2015年， 其下屬重慶某工地自有工人比例已達60%。”李大君說。

　　李大君還提到， 他所在的社會工作團隊曾在中鐵建某班組進行過 “零事故” 獎勵試點， 變反向激勵為正向激勵，當工人在一定時段內達到 “零事故” 目標時， 便會得到肥皂、 毛巾等獎品， 大大調動了工人遵守安全規章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其實， 工傷預防與職業安全健康工作中的最大難點并不在于工人。 工人如果不接受還是教育方法有問題， 不能完全歸咎于其接受能力和思想意識。” 李大君認為， 很多時候阻力來自于施工企業， “碰到像我們這樣的第三方組織要求進入施工現場或員工宿舍， 企業會心虛， 會再三考量， 怕我們的工作引發、 提升工人在勞動保護與維權方面的訴求， 給他們挑刺、添亂。”

　　“愿更多建筑工地能為我們打開 ‘大門’。 當然， 這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李大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