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誕生于美國 在北京的實施被列為 “市長折子工程” 　　記者： 請您首先介紹一下DRGs和北京市開展的按疾病診斷組定額預付 （DRGs-PPS）。 　　胡牧： DRGs 最早誕生于上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當時建立的初衷， 是方便比較醫療服務提供者的優劣， 幫助患者和相關機構做出選擇。 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大困難是， 不同醫療機構收治病人的數量和類型不同，難以比較。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 DRGs產生了。 它是按照病例組合的概念， 將臨床過程或資源消耗相似的病例組合成一組， 兩萬多個診斷、 八千多個手術操作形成十幾萬種病例類型， 并組合成600至1000組， 實現了同組之間的可比， 并依據組與組之間的資源消耗比值制定權重。 　　反過來， DRGs也可以反映臨床實際醫療資源的消耗， 有效區分不同病例之間資源消耗的差異程度。 于是， 各組之間病例的資源消耗也可以比較， 借此評價醫療機構或醫務人員的服務效率。 　　同樣的病組風險近似， 死亡率也近似， 因此， 憑借同等風險組的死亡率， 可以比較不同醫療機構及醫生的治療效果， 客觀地反映治療質量。 　　DRGs是一個重要的醫療管理工具。 它可以使管理者較為全面和準確地把握不同醫療產品的特征， 反映不同醫生的醫療資源消耗情況以及績效， 確保區域、機構、 專業和醫生的比較， 使評價更公平。 　　通過調整權重， 結合付費，可以有效調動醫務人員的積極性，提高服務效率， 降低成本， 提高質量。 　　北京市實施的DRGs-PPS，就是根據國際分組原則編制本土化的DRGs， 并依據醫療保險的總額、 權重和費率， 計算每個組的定額， 將住院患者分在不同的組， 醫保機構按組一次性向醫院支付費用，屬于預付制類型。 　　DRGs-PPS能指導醫院和醫務人員合理利用醫療衛生資源，控制醫療服務中的不合理消費，并通過控制平均住院日來促使醫院挖掘潛力， 提高質量， 切實降低平均醫療費用， 有助于緩和醫保機構和醫療機構之間的關系，激發醫療機構之間的競爭。 　　記者： 北京市實施DRGsPPS的過程是怎樣的？ 　　胡牧：2003年， 北京市人社局醫保處提出DRGs-PPS， 北京大學成立 “北京DRGs-PPS” 項目組， 開展分組系統研究。 2005年， 北京市人社局組織了分組系統開發研究可行性論證； 當時的市衛生局、 市人社局、 市財政局和市發展改革委的主管局長建立了聯席會議制度， 下設辦公室在全市推廣。 2006年， DRGs項目被列為 “市長折子工程”。 2006年到2007年，二級醫療機構開始推行統一的病案首頁附頁、診斷、手術、收費等標準。 　　可以說， 以上這幾年都在“照貓畫虎”，2008年才有了北京自己的分組標準， 即BJ-DRGs，2009年開始用于醫療機構績效評估。2010年到2011年，北京市多個部門決定進行醫保付費方式改革試點。 醫保基金管理機構與醫療機構進行談判， 達成協議， 按上一年每一權重的實際費用制定費率， 實行定額付費， 允許醫療機構在政府招標采購的基礎上進行二次招標。 2011年10月份，DRGs-PPS正式啟用。 　　權力下放 費用下降 　　記者： 實施DRGs-PPS， 醫保機構一次性向醫院支付一個病例的費用， 相當于下放 “權力”，由醫生決定 “用一定的錢給患者提供何種醫療服務”，這會產生什么積極作用？ 　　胡牧： 當你把所有權力交給醫生， 醫生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治療方法。 最重要的是醫生的嘴，然后是手， 最不重要的是藥品及耗材。 醫學面對的不僅是生物診療， 還要考慮心理和社會因素。大家可能不知道， 藥品成分中60%都是安慰劑， 所以醫生很多時候的診療， 并不是真正生物學需要的。 　　把權力交給醫院和醫生， 他在藥品招標采購時會壓低價格，通過權衡量價關系， 原來幾塊錢的藥有時幾毛錢就可以拿到。 研究表明， 醫院里大約70%-90%與經濟相關的決定是由醫生做出的。因此， 醫生能很容易在各種支付方式中實現自己的利益。 　　記者： 使用DRGs-PPS以后， 醫院所有的醫療費用等于所有診斷病例的權重數與費率的乘積。 權重相對穩定， 費率進行周期性調整， 因此， 醫院要提高收益， 就需要縮短平均住院日， 醫院管理的理念需要做什么調整嗎？ 　　胡牧： 這會促使醫院采用產品倒推管理思想。 產品的價格確定了， 質量標準確定了， 管理者要倒推每個環節的時間、 耗材和人力成本。 　　與之相對的是作業管理， 把一個產品、 一項服務分解成若干環節， 實施精細化管理， 每個部門或每個責任人只對這一個環節負責， 長此下去， 醫療費用節節攀升， 醫保基金壓力加大， 醫、保、患關系緊張。 　　在產品倒推管理和作業管理兩種思路下， 醫療的整體成本差距會很大。 　　記者： DRGs是不是一個有效的評價醫院管理水平和醫生診療水平的工具？ 　　胡牧： 它是一個粗評的績效工具。 評價醫院的標準， 是患者能否獲得公平、可及的醫療服務。通過DRGs中的個人負擔情況，可以體現公平性； 一家醫院能完成多少組DRGs， 體現了它的可及性，比如一個地區總共600組，那么出院病例分組結果達到400組的醫院， 就比達到300組的醫院可及性更好一些， 通俗來講，就是能治療的病更多一些； 通過DRGs的資源消耗指數， 可以看出一家醫院的費用消耗水平。 這些都是評價醫院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標。 　　記者： 實施DRGs-PPS給政府、 醫保部門、 醫療機構、 患者帶來了什么？ 　　胡牧： 在政府指導價下， 政府將醫療服務價格和藥品耗材采購權限下放醫院， 使醫院在市場機制下與供應商談判， 從而保證醫院利益。 　　對醫保部門來講， 可以通過談判明確每個病組的支付標準和醫療質量， 并引導醫療機構規范醫療行為。 　　對于醫療機構來講， 面對新的支付方式， 他們可以采用符合衛生部臨床指南的臨床路徑， 規范醫療業務流程，提高運營效率；進行成本核算和控制， 使其診療成本等于或低于DRGs支付標準，維持醫療機構的運行和發展。 　　對于患者來說， 他的個人自付費用得到控制了， 負擔自然減輕了。 　　醫療費用結構應充分體現醫務人員的價值 　　記者： 眾所周知， 醫院的醫療費用結構可以反映醫療服務相關者的利益訴求。 您曾經比較過北京和澳大利亞的醫療費用結構，發現在北京醫療費用結構餅形圖中， “藥品” “材料” 占絕對優勢，比例分別是30%、31%，而澳大利亞的費用結構圖分步較均勻，“藥品”和 “材料” 分別僅占4%，對此您怎么看？ 　　胡牧： 國內醫療服務價格由政府相關部門控制， 多年沒有調整。 而藥品、 耗材和設備是通過政府招標價格來確定， 醫療機構通過藥品和耗材的批零差價來補償醫療服務收入的不足， 導致我國醫療收入結構很不合理。 　　醫保部門如何利用有限的基金， 以第三方身份為參保患者購買公平、 可及和適宜的服務， 關鍵在于能否選擇購買最有價值的醫療服務， 也就是醫療、 護理等人工服務。 從這個角度來講， 在整個醫療費用結構里， 藥品和耗材不應該占大頭， 合理的應是醫療、 護理、 管理、 醫技占主導地位。 　　從北京和澳大利亞兩個圖我們可以發現，目前在我國，首先，醫務人員的價值沒有很好地體現；其次， 醫院管理部門的利益沒有體現； 相反， 藥品耗材生產、 流通環節的利益倒是實現了， 降低了醫保基金的使用效率。 因此，支付方式改革要通過權重調整實現資源結構優化， 平衡各利益相關方。 就目前環境來看，DRGsPPS是一種既能切實控制費用增長、 保障醫療質量， 又能較好滿足醫療服務相關方需求的支付方式。 　　壯大商業保險為創新埋單 　　記者： 不同的付費方式會有不同的風險點， DRGs-PPS的風險是什么？該如何克服？ 　　胡牧： 因為確定費率要依據平均值， 臨床路徑也都是采用最成熟的方法， 所以為了實現收益最大化， 醫療機構可能不會使用最新的材料、 最新的技術。 但是醫學發展離不開創新， 怎么辦？這就需要鼓勵商業保險公司發展商業健康險， 鼓勵個人購買。 如此一來， 采用新技術的費用就可以由商業保險埋單， 個人負擔不會太重。